刘国梁亲哥挂帅新加坡 为乒超资格准备倾家荡产

    刘国栋：中国男乒主帅刘国梁的哥哥，乒超联赛起始即拥有北京国梁乒乓球俱乐部，并于2001年起与陕西银河电力集团合作，由对方出资赞助经营，并冠名为陕西银河国梁乒超俱乐部征战乒超联赛。此后，他出任该俱乐部主教练，由俱乐部方面出资前往国家队学习业务。
 
 
 
    2005年前往新加坡国家队任男队主帅，同时仍兼任陕西银河国梁乒超俱乐部的主教练。是该俱乐部“壳”的真正持有人。

　　始于3月7日，终于4月7日。时隔整整一个月，十年乒超联赛以来首次实施的摘牌制所引起的风波，以言情剧的方式落幕。嗔笑怒骂，几大要素集体上演。幸好，一切都结束了，事情回归到它的本来面貌。马琳依然是“标王”，501万的身价还是由陕西银河买单，乒羽中心平稳过渡，照常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始终处在旋涡中心，矛盾的焦点，却被人们忽略着，独自承受、背负最沉重的枷锁。他是两难的，对赞助商对中心，对球员对自己，对俱乐部对工作。他就是陕西银河国梁俱乐俱这个乒超俱乐部“壳”的真正持有人：刘国栋。

　　4月8日，当他坐在浙江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乒乓球馆的一隅，守望着新加坡男队的训练，你很难从他的表情发现什么。除了他手中的烟袅袅地燃烧着烟丝，已被当作烟缸的咖啡玻璃杯中，半瓶的水晃动着的烟蒂。直到这个圈里公认的老好人，真诚地对你说“真发生什么，我倾家荡产也要保住乒超的壳”，你才能体味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

　　那场烟雾里的暗战

　　3月2日，身为新加坡国家队男队主帅的刘国栋特意请假，并随陕西银河国梁乒超俱乐部负责人李异红一同进京参加摘牌，那时，他的身份是该俱乐部的主教练。主教练当然是有资格进入摘牌会现场，参与俱乐部的选秀工作的。于是，刘国栋亲历了那一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闹剧……

　　《劲体育》：最近还好吗？看你特别累。

　　刘国栋：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或许没有媒体对我穷追猛打，我体会不到外界的所谓压力，但有时候只能自怨自怜，更不好受。因为根本没人知道，在这一个月里，从摘牌到退牌到复合，我是最冤的人。我没有任何权力，却必须担起所有义务。都说马琳无辜，他是。都说银河无奈，他是。都说中心尴尬，他是。可谁让这个俱乐部是我的呢？任何改变，最后倒霉的都只是我。我几头为难，处处两难，又有谁能明白！

　　还记得摘牌那天的情况吗？你是在现场见证这501万价格出笼的人。

　　是的，我和李总（李异红）还是坐在第一排的，每一次人选或价格的波动，直冲着我们的眼睛，躲不掉逃不了。摘牌前，我和俱乐部并没有就价格问题细致沟通，因为按照我当时的想法，陕西是抱着“保三争一”的想法来的，作为去年的乒超联赛冠军，他们肯定要买个名将，在钱这方面也必定有准备。而且，对于这个摘牌租借的价，我也没有想得太高。王励勤200多万一出来，大家都以为是标王了。谁还能料到最后会这样剑拔弩张，刺刀见红？

　　你当时在现场吗（他反问记者）？哦，不在，不许记者进入会场的（自言自语随后无奈点头），可是，你知道吗？会场也是规定禁烟的，结果呢？越到后来抽烟的人越多，越猛。就连我这样没拍板权的人，也不停地抽。能想象吗？一分钟一支烟，就一分钟的等待，要定了。人完全没意识，崩溃了。

　　可是李异红最终还是在海天叫出500万买马琳之后，再加了一万，并成就了“标王”。李说自己全懵了，那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压力，太大的压力，透不过气的压力。501万租一位球员三个月，一个赛季，这意味着今年俱乐部的投入差不多要翻两番，这是个什么代价？拍成这样的价，如果拿不到冠军那又是什么后果？我承认我们是冲着王励勤、王皓和马琳去的，王励勤的价本来以为是最高了，谁知王皓更贵，对马琳当初叫价到300多万时，我就觉得该放弃了。去年拿过冠军了，再拿一次也是这样，不如更踏实些，我们有郝帅还有高礼泽，再引进一位球员，保级不成问题。可是李总的压力也很大，来京前上面肯定给了他指标的，买不到人他不好交差，但价格到这样他也交不了差。对他，我完全理解。陕西银河作为乒超运作最好的俱乐部之一，对乒超的执着和热情，让他两难。

　　要找遍每个人借钱

　　抱着这样的念盼和忐忑，刘国栋回到了新加坡，并在此后率队辗转五六个国家，不断地参赛，其中还包括在墨尔本举行的对新加坡来讲堪比奥运会的英联邦运动会。虽然身处异国，但是他的手机始终保持续24时畅通。因为，计划跟不上变化。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天，陕西方面突然打来国际长途，表达了悔意。这一不可思议的噩耗，把刘国栋淋了个透心凉。

　　接到那个反悔或者说想退牌电话时，什么反应？

　　难以置信，目瞪口呆，无法形容的呆。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只是一个劲地问‘为什么？’和‘真的吗？’。摘牌不是儿戏，怎么能说玩就玩，说不玩就不玩了？明明是自己喊了价的，怎么可以说退货就退货？乒羽中心为此次摘牌付出了多少心血？俱乐部在抉择时又有多少艰难？我还记得摘牌过程中，至少暂停了十分钟，大伙都往家打电话，听老板拍板价格的。既然拍到了，就应该言而有信。

　　这一个月相信对你来说肯定非常艰难。

　　不是艰难，是我有苦无处诉，只能自己憋屈。还是那句话：马琳是最无辜的人，我是最委屈的人，哪儿也使不上劲，只能干着急，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俱乐部的电话天天打，在墨尔本打英联邦运动会时，李总打来电话再三询问我是否能请个假回去商议一趟。可我哪脱得开身？然后，通过网络，朋友也会给我传递各种信息，一会儿是退牌，一会儿又是退出。我两头伤神，焦头烂额，俱乐部也是在不断的矛盾中，但我必须全身心地指挥比赛，要知道英联邦运动会对新加坡来说就如同奥运会，多大的事我也得暂时放下。

　　当然尽管外界传言很多，俱乐部却始终没有正面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因此，我也只好等待。

　　有没有想过陕西银河真退出怎么办？即使今年参赛但不签马琳被处罚降级了怎么办？

　　这两个问题是最主要的焦点，也是我反复思考的地方，因为这是两种最坏的结果，几乎不可收拾的结果，对我全是毁灭性的。真的退出，那这个壳是我的，我还得想办法接手处理啊，不能就这么自动放弃吧？那我只有一条路：倾家荡产。马琳是肯定要不起的，但队伍必须保级。说句夸张的话，我知道国梁正在备战世乒赛，他的压力特别大、全身心投入，可是真要是宣布退出，我估计还是会忍不住给他打电话借钱。只有借遍每一个人，我才会死心。

　　至于处罚，要分几种情况，如果俱乐部为马琳掏钱注册，这种罚是小罚，与我几乎无关。如果是他们不要马琳，却还想继续，中心愿意罚钱，我借钱也认了。可倘若中心要是干脆不让他们玩了，即使给郝帅和高礼泽注册，依然无效，罚降级，那对我太可怕了。这个俱乐部是我的事业，男人的事业一夜没了，那种打击你能想象吗？更残酷的是，我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也没有任何左右的权力。

　　俱乐部已到裁员困境

　　好在，一切都结束了，马琳依然是陕西的。就在李异红激动地表示不怕和中心对簿公堂，也不要当怨大头的第二天，电力集团公司高层从大局出发，让陕西银河必须拿出501万。事实上，摘牌时逢“两会”期间，天价惊动了在京开会的电力高层，也正因此陕西方面随即表现出后悔。后经层层周旋，才圆满落幕，没有进一步恶化。应该说，如此一来，于刘国栋是没有什么损失的。然而，他却并不这样认为。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最后结果的，就是陕西又决定买下马琳？

　　我是4月5日率新回坡男队到浙江队封闭集训的，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吧。三月初出国，四月初回国，才尘埃落定。但是具体时间我不清楚，是俱乐部主动与我沟通的，也没有多说或说明什么。其实，有这样一个结果可以是最好的了。当然后遗症也很明显，极可能影响下赛季。

　　你说的后遗症是什么？难道还会有什么变数？

　　这个变数是针对俱乐部本身的，由内而外的。最重要的是这501万从哪里来，据我了解不完全是国家电力集团公司的拨款，绝大部分还是要靠俱乐部自力更生。从我目前知晓的一些情况而言，俱乐部已进入了勒紧裤腰带，开源节流的状态。虽然与501万比起来，1万2万就像小水花，可这小水花对现在的俱乐部来说，都已经是至关重要的了。按规定我们可以注册五名球员，马琳、郝帅和高礼泽占其三，另一位是新加坡队的扬子，这是有协议的，最后一个位子应当留给陕西本身，但我不确定最后的人员会怎样定，外出比赛是绝不会多带一个人的，哪怕是教练。以前俱乐部搞的二、三线花费可能近百万，今年肯定是拖不动了，裁员也极有可能。一分钱也不会乱花的。按照这样的经营，明年会怎样，我不敢想。

　　陕西银河似乎对价格原先抱怨得并不多，主要是对摘牌方案中均分利益给其他俱乐部不满。对此，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很简单，对各俱乐部的赞助商也好，冠名商也好，谁愿意花自己的钱给别人点爆竹？谁愿意用自己的钱培养对手来打自己？这是从商的以利为本的思想，但也无可厚非。之前没想到拍这么高，估计也贵不了多少，才没细思量，回去一算，有想法是正常的。

　　方案本身肯定是合理的，把利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正确的，但有些细节如果能再细化就更好了。比如说实行摘牌后，球员价格上扬了，但球队冠军的奖金没变，依旧是18万，这样的刺激好像分量轻了吧。俱乐部花了最高的租价，最后夺冠得到的却是各种联赛中冠军奖励最少的，这恐怕不合适吧。如果能把高于125万的那一部分钱中，除了抽取一部分给原俱乐部，而其余的都归入到联赛奖金中去，比如最后联赛冠军拿50%，亚军30%，季军20%，这一样是花到了联赛和俱乐部本身，但明显挑战性高，俱乐部对冠军的渴望也会增强，特别是能在实际意义上杜绝假球，那比赛肯定是刺刀见红的拼。

　　经历过这次事件，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平静了？

　　不是绝对的，还是两难。第一，拿不了冠军怎么办？怕对不起俱乐部，压力大。第二，明年俱乐部和我又该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