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乒超 “中国NBA”的梦想还在天上

　　“乒超”离“中国的NBA”还差得很远

　　从1999年至今，乒超联赛在传统体制和商业比赛的双轨夹缝里走过了7年，2006年年初，乒协对联赛做出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影响最大的，是今年的乒超联赛。

　　透过赛事一路走来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争议最大的摘牌制度，不难发现联赛管理部门对决策的随意性，和俱乐部内部管理的“简单粗暴”——缺乏专业性，是联赛改革中暴露的最大问题。

　　现实距离“把乒超打造成中国的NBA”的梦想还很远。

　　“摘牌”拍卖到“悔婚”，兵超从混乱开始

　　一切从3月2日这一天引爆。

　　这一天上午9点，北京崇文区大宝饭店，中国乒乓球超级俱乐部的代表人以及乒羽中心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绷紧神经，等待着中国乒超联赛的首次公开摘牌交流。乒羽中心主任卿尚霖对媒体承认：“对于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尽管提前一个月就陆续接到乒羽中心关于今年转会办法的若干通知，但具体的过程，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山东鲁能俱乐部的一位负责人对本刊说。

　　摘牌会并没有对媒体公开，也没有像事先说的那样，请公证处的人员到场。

　　根据惟一在场的《兵乓世界》杂志记者夏娃的记录，中国乒协于2006年1月20日公布了“自由人”名单，王励勤、王皓、马琳、刘国正、孔令辉、闫森等运动员按世界排名的顺序在摘牌会上被一一“拍卖”。乒羽中心为6名队员设定的底价是30万人民币，各俱乐部举手报价，以万元为单位，逐步往上加，不设上限。

　　联赛中素有“得马琳者得天下”的说法，在王励勤(八一工商银行235万元)和王皓(山东鲁能410万元)名花有主之后，各俱乐部的老总开始急躁起来，50万、100万的增幅让小俱乐部望而却步，在浙江宁波海天孤注一掷地喊出了令全场哗然的500万之后，陕西银河老总李异红沉默许久，喊出了501万的天价！

　　此时，作为中国乒协的掌门人，蔡振华正坐在会场最后，神情肃穆地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一切。

　　乒超历史上首次摘牌，以501万元的天价和39万元(刘国正，浙江鸿翔)的超低价落幕，走出摘牌会的老总们心态各异。可几天之后，陕西当地报纸爆出了陕西银河和山东鲁能有意“悔婚”。他们反悔的原因很明确：“501万元的租借费超过了乒超的市场含量，同时，中心制定的租借费分配方案也不合理。”

　　按照乒羽中心制定的“自由人流动方法”规定：“租借费”最终出价超过125万元人民币时，超出部分的50%归该“自由人”运动员所属俱乐部，其余50%平均分配给除“租借”俱乐部和“自由人”运动员所属单位以外的其他俱乐部。

　　这意味着不仅马琳原属的广东队能从501万元中拿到188万元的租借费，陕西、广东之外的其余十家俱乐部也能得到20万元左右的“分红”。作为出资方的陕西银河当然难以理解，另一边，马琳原属的广东队也不满意，我培养的人才，为什么和别的俱乐部坐地分成？

　　对于两家提出“重摘牌”的要求，蔡振华在许多公开场合予以坚决地否决，“乒协不卖后悔药”。3月31日下午，乒超运动员注册大门关闭前的最后一刻，银河俱乐部才向乒协提交了运动员注册材料。“悔婚”风波暂时平息。

　　合约无章可寻，混乱继续

　　5月20日，联赛开打，不久便与世界杯相撞，尽管今年的比赛堪称数年以来最激烈，央视的转播场次也史无前例地达到25场，但还是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世界杯的热浪之中。

　　三个月后，联赛落幕，拥有马琳的陕西银河毫无悬念地卫冕成功。501万元的归属重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不仅陕西的501万元未付，其余5家摘牌的俱乐部也都按兵未动。

　　乒羽中心负责联赛事务的工作人员袁华对此解释说：“考虑到首次摘牌的特殊情况，中心允许6家俱乐部在年底之前付清租借费。我们现在正忙着核算各家的账目，9月份，我们会把所有的账目核算结果下发到各俱乐部，10月份开始，俱乐部要陆续付款。”

　　袁的说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财务未清的事实。陕西银河方面对媒体表示，目前已经付清了前两笔款项，最后一笔将在近期付清。

　　按分配办法的规定，各俱乐部要从501万元里得到至少20万元的“分红”，没有拿到这笔分红之前，其他俱乐部都会持观望态度，“等待中心的通知”。

　　最心急的是冠军的“娘家们”，上海圣雪绒俱乐部老总王戈说：“王励勤已经在八一工商银行打了一个赛季了，既然没有履行承诺，我凭什么让你用我的人呢？”

　　背离市场，球星价超所值

　　“今年之前，运动员的流动转会都是私下的，运动员和俱乐部自己谈价钱，协商好之后，把名单报给中心就可以，那时候的价格低得多。但是后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初元澎作为央视资深体育记者，长期关注乒超联赛。

　　2003年，中国乒协第一次对运动员的收入进行明确规定：奥运或世锦赛冠军一个赛季的总收入被限定在68万元以下。但俱乐部为了引进冠军，暗地里开出附加条件，以“高薪”留住高水平的运动员。

　　结果两年下来，年薪超过100万元的队员已不在少数。这引发了中国乒协去年的第二次限薪规定，按照新规定，奥运或世锦赛冠军不得漫天要价，否则将被开除出国家队，队员的赛季总收入不能超过100万元。

　　这未能遏制“大牌”球员收入的上涨势头，据悉，王励勤上赛季总收入至少为130万元。

　　袁华对本刊记者说：“暗地交易的结果，是几家俱乐部把价码越抬越高，(最终)运动员都不清楚自己的实际价值”。“出于这个考虑，我们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出来，以一种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来进行，运动员到底有多少价值，让市场来说话。经过很长时间的研讨，也考虑过借鉴NBA、CBA的这些转会方式，最终我们选择了摘牌”。

　　乒羽中心此举初衷是解决运动员工资虚涨的问题，规范人才交流，给俱乐部减压。“但最终摘牌的价码却出乎多数人预料”。

　　据鲁能俱乐部办公室主任于伦介绍，2005年时鲁能引入了孔令辉和刘国正，不算运动员工资，孔的转会费只有10万。今年，浙江宁波海天俱乐部以228万元购得孔令辉，这一来二去，转会费陡增了20倍。2002年时马琳也曾效力过鲁能，当时的转会费也在10万元左右。

　　“之前冠军的转会费都不超过20万元，球员的工资一般也不超过100万元。摘牌反而加重了俱乐部的负担。”于伦说。

　　谈到最终的摘牌结果，袁华的口气中也露出了些许无奈：“现在回头来看，我们高估了俱乐部的运作能力，我们以为俱乐部从事商业运作多时，会更加成熟理性，会更多考虑到商品的价值大小。”

　　但对一个联赛的决策机构来说，仅凭自己的“以为”是不够的。

　　在体制与市场夹缝中的乒超

　　1995年，是中国体育职业化的起点。那时刚满1岁的甲A欣欣向荣，火爆的球市让足协官员们欣喜若狂。2月，一场齐集南北篮球的“八强赛”吹响了篮球职业联赛的号角。近邻的排球管理中心里，工作人员也开始积极筹备排球联赛，体育圈里激流涌动。也是在这一年，作为国球，承载着多重意味的乒乓球第一次接触到了商业比赛。

　　1995年7月，乒乓名宿、时任绍发公司总经理的许绍发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大连、大庆、福州和厦门搞了四场世界冠军挑战赛。尽管比赛只在主办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福州和厦门还险些血本无归。但这四场比赛已具备后来正式商业比赛的所有元素：冠名、广告、门票销售和冠军奖金。

　　有了第一次的尝试，1995年中国乒协接着创办“全国乒乓球俱乐部赛”。“当时实行的是赛会制，所有的比赛集中在几天内进行，央视从第一届就开始转播了。参赛球队虽然以俱乐部名称出现，但其实还是各个省队打，惟一的区别就是背着赞助商的广告打比赛。”初元澎告诉记者。

　　为了增加对赞助商的吸引力，1999年起，比赛正式改为“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国球从此走上了商业比赛与传统体制并行发展的双轨之路。

　　“传统体制下，运动员是归属传统意义上的省队的。新创立的这些俱乐部手里没有资源，基本上用的都是引进的运动员。”中国乒协负责联赛事务的袁华向本刊解释道。“联赛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交流运动员的问题。双轨并行下，一边是传统体制下的省体育局，他们手里有世界冠军、优秀人才；另一边是商业操作下的联赛俱乐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省都有俱乐部。如何进行有效的人员流动是我们一直都在探索的问题。”

　　这是中国特殊的体育人才培养机制留下的大课题，是许多联赛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难题。

　　乒协：以体制的方式解决市场问题

　　乒协在制定摘牌制度时是否和俱乐部有过有效沟通，俱乐部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多次遇到的问题。

　　乒羽中心的袁华在给我们介绍制定过程时表示：“此前一些俱乐部的教练员来北京参观国家队训练时，中心曾经将他们召集在一起，小范围内征求了他们的意见。”“而且，中心提前一个月时间就将摘牌的有关办法，下发给了各俱乐部，这期间没有接到任何的反馈意见。”

　　北京铜牛俱乐部的领队张雷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这种说法，“当时大多俱乐部都觉得不应该摘牌，可中心当时也没有表达明确的意见，一个月以后我们就接到了摘牌大会的文件”，在跟记者的描述中，他用了“一意孤行”这个词。

　　“乒超俱乐部不像CBA那样有自己的联盟，我们的力量太弱了。”张雷说。而不少俱乐部负责人都表示，制度不完善，决策的随意性过大，让人摸不着头脑。

　　山东鲁能俱乐部办公室主任于伦则表示，乒羽中心事前只召集了就近的几个俱乐部，在局部范围内探讨。

　　众所周知，背靠电力这样的大国企，陕西银河俱乐部与山东鲁能俱乐部，无论从投资实力、俱乐部内部管理来看，都是乒超的两个龙头老大。他们都表示承受不了“天价”租借费，遑论其他的中小俱乐部。大多数的俱乐部还太脆弱，面对变化，他们只能静静且心安理得地沉没。

　　俱乐部：离专业化差得远

　　“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大多数乒超俱乐部的内部管理混乱，水平可以说是很低级的。”作为乒超联赛的见证者，初元澎认为大多数俱乐部的情况一样糟糕。

　　1999年，乒协正式启用了“乒超联赛”的名号，但俱乐部的内部管理却和之前赛会制时期如出一辙。“有相当一部分的俱乐部和赞助商关系不正规，赞助商只负责出钱，队里保证比赛时背着赞助商的广告就行了。实质上就是原来的省队管理，只不过是拉了一些赞助。导致这种合作关系不甚牢固”，正如初元澎说的那样，赞助商常换常新正是乒超联赛的独特风景。

　　2005年，现在的北京首创俱乐部就换了五家赞助商，还曾经一度没有冠名赞助，直接冠上体工大队的名字“北京先农坛俱乐部”——尽管拥有“一姐”张怡宁，赞助商们却并不买账。

　　比起篮球、足球，乒乓球的市场开发程度还是要逊色很多，大多数俱乐部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每年更换赞助商几乎成了必然。今年乒超联赛开始之前，乒羽中心“兴奋”地宣布，仅有4家男子俱乐部、5家女子俱乐部更换了冠名赞助商，这是历届联赛中俱乐部更名“最少的一次”。

　　“陕西和山东作为乒超联赛中实力最强的两家俱乐部，在内部管理方面相对较规范。尤其是2000年2月就成立至今的山东鲁能俱乐部，内部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初元澎认为鲁能的管理制度在“混乱”的乒超里格外不易。

　　除这两家国企大户之外，联赛中再难找到如此规范化的管理了，一年中仅3个月的比赛时间，其他时间运动员都回到原属的运动队训练和比赛。各中小俱乐部根本没有财力、人力维持常设的领导机构。

　　所幸，乒协和俱乐部自身已经看到了这个病根。

　　如何打造“中国NBA”

　　蔡振华任乒羽中心主任期间，为乒超联赛树立的新目标是——打造“中国的NBA”。

　　两年来，我们也在国球的联赛中看到了一些“NBA元素”：培养赛场主持人，调动观众情绪，活跃现场气氛；2005赛季，中国乒超联赛首次移师日本举办单场比赛，开了国内联赛跨出国门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NBA式的国际化特征；引进外援，男子排名前16的选手除了格林卡之外，都来到中国打球；今年联赛歇赛期间，还第一次组织球员深入社区，牵手公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