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回忆录——从容国团开始的中国故事

“中国和日本相继推出的乒乓球‘十二强’赛，具有强烈的复古意味。”

——当我这样表达我的想法之时，受到了好几位朋友的批判:分明是创新，你怎么说是“复古”?

其实我这样说有充分理由:“十二强”赛制，至今仍常被很多欧洲比赛采用，尤其是在排球、手球等大球项目的欧锦赛或者欧洲联赛中。这种赛制起源于何时我没做过研究，但我认为它和基督教文明中的“耶稣十二门徒”情结有关。乒乓球的“欧洲十二强赛”是1971年创办的，这两年才改成单淘汰的“十六强赛”，今年的比赛，如果波尔不是在半决赛中3比4输给奥恰洛夫的话，他将追平瓦尔德内尔7次冠军的纪录。

这个“创新还是‘复古’”的话题提示我们:

通常情况下，“创新”并不是空穴来风和异想天开，而是基于对前人成功经验的继承。而历史经验一旦具有经久不衰的意义，就会成为遗产和文化传承。

从容国团开始，乒乓球的中国故事也是这样——它是体育版的“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

快板的回归：国家战略与体育成就

 容国团的乒乓人生，像一部四乐章的交响曲，由“快板的回归、行板的夺冠、柔板的点睛、慢板的恨别”四部分组成。第一乐章的回归故事中，要点是国家战略与体育成就之间那种“快板”式的关系。新中国体育最初的主旋律，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和人民的国防”，那个时候，人们还看不到中国运动员在某个项目上取得世界冠军的可能性。

 但1952年发生的三件事，使乒乓球突然成为最有可能赢得体育的国家成就的项目，分别拥有了亚洲舞台、世界舞台和舞台上的演员。

 第一件事是亚乒联的成立，它接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会员，跟中国第一次举行全国乒乓球比赛是同一天，赛后组建的中国乒乓球队，是继篮排足球之后的第四支国家队。

 第二件事是那年在印度孟买举行的第19届世乒赛，日本队赢得了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冠军，而两年后的世乒赛，将在对新中国友好的罗马尼亚举行。

第三件事是香港男队在世乒赛后的双边比赛中7比2战胜日本队，港队出场的三位主力选手是姜永宁、傅其芳和薛绪初(他的胞弟薛伟初，后来是中国乒乓球队的风云人物之一)，他们三人都在当年的世乒赛上进入了男子单打前十六名。

1955年全国第一届乒乓冠军赛

国家对竞技体育成就的迫切需要，使小小乒乓球与体育的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发生了直接关系，姜永宁和傅其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内地的——新加坡拒绝发放签证，使中国队缺席了第一届亚锦赛，但以姜永宁和傅其芳为主力的香港队，赢得了男子项目的全部金牌，完胜刚刚赢得世锦赛冠军、以最强阵容参赛的日本队。

 但只有姜永宁和傅其芳的中国队仍然没得到世界冠军，1957年斯德哥尔摩世乒赛，他俩虽然帮助中国男队获得团体铜牌，但在半决赛时以1比5负于日本队。

 世乒赛结束后，日本队访问香港，容国团两次击败当时已经获得了8个世界冠军的荻村伊智朗。9月，香港乒乓球总会组成港澳联队(当时澳门的乒乓球水平也不错，获得过亚锦赛的女团冠军)访问北京，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贺龙元帅设家宴款待容国团等人，两个月之后，容国团回到内地......

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更详尽的历史材料，但“乒坛三英”的回归特别是容国团的回归，显然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是为了赢得国家体育成就而进行的特殊人才引进。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体育界仍然在发生，并且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组成部分。 

1956年参加23届世乒赛队员

行板的夺冠：个体英雄与团队荣誉

 容国团故事的第二乐章是优雅的如歌行板。“乒坛三英”对中国乒乓球的贡献是巨大的，特别是创造历史的容国团。但中国乒乓球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于个体荣誉与团队荣誉的统一，即使在60年前也是这样。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中国选手不能在1959年世乒赛上获得世界冠军的话，那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悲剧，因为中国选手在男单八强中占据了四席、男双八强中占据了三席(容国团是和他的单打决赛对手、匈牙利的西多以“跨国组合”的方式参加双打比赛的)，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七个席位输掉了六个——包括徐寅生在《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中讲到的痛定思痛的一场双打比赛。

 也就是说，容国团的那场决赛，对整个中国队来说，更像是一场必须赢得的决赛。正是在这场比赛中，可以看到1.0版的“人生能有几次搏”——

1958 年春容国团闲时与队友对弈

进入前八名之后，容国团的三场比赛都是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反败为胜的，他的决赛对手西多虽然是老牌世界冠军，但他最艰苦的比赛却是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比赛过程惊人相似:四分之一决赛，容国团的对手是刚淘汰了李仁苏的别尔切克（就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匈牙利队主教练和中国队联袂演出了不少精彩故事的那个别尔切克），前四局战平后，第五局的比分是21:5;半决赛，容国团的对手是刚淘汰了杨瑞华的迈尔斯（他逝世时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他和杨瑞华在中美“乒乓外交”时代在上海打了一场友谊赛，以谁也不愿意赢球而载入乒坛史册），前四局战平后，第五局的比分是21:8。

 这种终点前的绝杀，能让人想起容国团为中国男团锁定第一个世界冠军时的那场比赛，它是“人生能有几次搏”的2.0版——

比赛中的容国团

我始终觉得，有必要在一些比赛中“复古”当年那种九盘五胜的男团赛制，它有很独特的观赏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容国团第三次出场时面对的情景:队友各得两分、自己一分未得，对手则和自己一样两战皆北。换言之，如果赢了将再次创造历史，如果输了，容国团将同时成为中国队以及那场比赛中表现最差的选手。

 想必容国团正是从自己这样的经历中，才提炼出了“人生能有几次搏”的至理！

总之，多特蒙德的男单决赛和北京男团决赛的最后一盘，容国团的成功与他精湛的技艺和拼搏精神有关，同时，也是中国乒乓球整体实力提升的结果，更是今天人们常说的“凝心聚力”的结果。

在中国乒乓球的历史上，这种“凝心聚力效应”曾经导致过很多奇迹产生，个人奋斗和团队精神的完美结合，每每是创造历史的充分必要条件。

柔板的点睛：中国智慧与统帅才能

 容国团乒乓人生的第三乐章，是他作为教练员率领女队赢得团体冠军的故事，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式的柔板乐章。

 今天看来，这个故事的旋律里其实有两个“主导动机”：第一个“主导动机”发生在思想、观念、精神层面，就是徐寅生那篇讲话引领的思想升华；第二个“主导动机”发生在技术、战术和临场指挥层面，就是妙用削球手的“画龙点睛”——这是一个立体的“中国智慧”故事，同时具有思想的意义和技术的意义。

 在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上，每个年代的总教练或主教练都属于团队的统帅人物，他们取得的成就具有三个主要共性——

 一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指挥才能。从当年的容国团、徐寅生、李富荣，到后来的蔡振华、刘国梁，他们率队时的威信都和其个体的人格魅力有关。所有体育项目都是这样，教练员的人格魅力和其指挥才能、带队成绩之间是成正比的。

 二是他们的认知能力与思想水平。对乒乓球技战术的深刻认知和对世界格局、对手实力的思考判断，是每一代教练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容国团在第28届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的排兵布阵，是中国乒乓球这类经典战例的开始。

 三是团队文化与历史传承。我很想把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的众多经典战例，分成“实力型经典”“、策略型经典”和“搏杀型经典”:实力型经典”是樊振东赢得“十二强”冠军、庄则栋三连冠的那种;“策略型经典”是28届世乒赛的林慧卿郑敏之、43届世乒赛的丁松那种;而“搏杀型经典”则以容国团的男单和男团冠军为代表。而中国乒乓球强大的文化基因就在于:每一次新经典的产生，都同时是传承和发展、同时是“复古”和创新。

 眼下，中国乒乓球面对的挑战之一来自年轻的日本选手，而据我观察:张本智和伊藤美诚他们冲击中国选手的方式，其实是升级版的“搏杀型经典”——今天的乒乓球运动，同时需要实力强大、策略得当、搏杀到位这三大制胜要素。

 这三大要素，恰好是从容国团开始积累的财富，其中的“搏杀”财富尤为重要。中国乒乓球在新的挑战面前，格外需要重温这种拼搏精神。

　　（乒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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