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晴执光教日本队 中日乒球文化有本质区别

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的韦晴光承认，对来日的中国球员来说，物质利益的吸引力不可否认，对比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普遍收入状况，日本公司职员的工资，不啻一笔巨款。但韦晴光说，在日本乒乓球国家队当教练，没有收入，义务工作。

从来日本开始，韦晴光就身兼教练的职责，但大多时候主要是经验和技术的“传帮带”。“以我的经验水平，简 单地传授一些技术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达到更深的层面，必须有理论基础。我要想做教练，哪怕是做好普及工作，这方面也一定要充电。”

2000年，日本乒协咨询了韦晴光担任国家队教练的意见，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要通过考试，取得国家认定的体育教练资格。这对年近40的韦晴光来说绝非易事。首先，他还没有完全退役，比赛赛事、普及工作都占用了不少精力；其次，考试中大量的理论内容，是一块相当难啃的硬骨头。他说：“来了这么多年，日语是没什么问题，但一看那些大部头的理论书籍，还是傻眼了。就拿运动生理学来说，肱二头肌谁知道日语怎么说啊？特别多的外来语，一般日本人都说不清楚，必须查字典。”

于是，韦晴光开始拿起一本本书，开始备战统一考试。“那么大年纪的人，社会活动和工作也忙，看书的时间有限，但我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定要考上！”功夫不负有人心。韦晴光终于通过考试，拿到了日本乒协的职业教练资格，也在日本国家队担任了四年的教练。

这个教练当的并不容易。日本的体育体制和中国截然不同。以乒乓球为例，乒协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各地分会会员缴纳的会费，其中大部分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主要用来从事面向爱好者的普及工作。拨给国家队的经费，每年大约只有3000万日元，这笔钱支付国家队海外出征的诸般费用之后所剩无几。

日本国家队教练完全是没有收入的义务工作！有时候，球员们代表国家参赛，竟然要自己负担费用。韦晴光感慨地说：“运动员找陪练，请按摩师，平时做些体能练习，都要花钱，而这笔钱，有些运动员只有自己出。”身为教练，他也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窘。“国家队居然没有自己的训练场地，每次集训要提前预约，或订或借，而这些工作就是教练的日常职责之一。”

事实上，九十年代中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这对乒乓球界影响巨大。经济恶化使得不少企业变得虚弱不堪，有的大幅降低这方面的预算经费，有的干脆忍痛砍掉了俱乐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使球员的收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年轻一代的著名球员来日本打球的规模人数明显减少。提到现在的中国奥运冠军们的物质奖励，韦晴光只有惊讶的份儿，这也是整个日本体育界为之惊叹的现象。据他介绍，现在的日本乒乓球界，只有福原爱因为“国民瓷娃娃”的特殊号召力，可以有相当不错的收入。现在的不少年轻优秀球员，收入与普通的公司职员相差无几。

经济上不景气，竞技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每年日本国家队要集训六次左右，每次约一个星期，这样短时间的磨合操练，绝对无法和中国的国家体制对抗。前不久的世乒赛，韦晴光和日本乒乓球界的人士一起看比赛，说到两国水平的差距，韦晴光说：“日本球界有的人以为这个差距可能就是五六年上下，可以追上去，但一看比赛才知道，怎么追？至少十年以上！”

在日本生活了近17年的韦晴光对于中日两国的乒乓球文化最有发言权。他认为，中日乒乓球文化的最大区别，也是本质上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强调竞技，而日本则更多的是着眼兴趣与健身，两者的体制因此截然不同。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体制是职业的，而日本属于业余。他指出，日本小球员当中，也颇有一些很有天赋的好苗子，但这个体制决定了他们很难得到和更多的高手集中切磋的机会，有的球员在企业俱乐部打球，上午还要上班。在物质条件上，日本球员主要的经费支出都要自己想办法，这和中国的国家支持不可同日而语。“有些球员在俱乐部里，打来打去都是不如自己的对手，只会导致个人水准的不进反退。”

但是，韦晴光对日本乒乓球的前景还是抱有乐观态度的。据他介绍，日本乒协的正式会员大约有30万人，非正式的爱好者则有几百万人，群众基础还不错。而日本的乒乓球爱好者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按年龄划分呈现哑铃形分布，“年纪大的老人和小孩子较多，中年人较少。”

事实上，某位中国乒乓球界的重要人物曾说：“再过十年，世界乒坛恐怕就是中日之间的对抗。”韦晴光表示，这句话可能是针对日本球界人士的一种礼节性称赞，但也未必没有可能。